1948 年年底，平津战役的序幕拉开了。天津是民族工商业者比较集中的地区，稳定工商界情绪，不仅关系到天津日后生产的恢复，也对其他城市有重要影响。李烛尘以天津市参议会议长之职，与周叔弢等一起富明配资，同民族工商界和民主人士共商和平解放事宜，宣传中共的方针政策。
为避免天津毁于战火，李烛尘等人力劝天津市市长杜建时、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放下武器，争取和平解放。这些工作虽然没有成功，但对于动摇国民党军队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。李烛尘劝降警察局长李汉元的工作取得了成效。天津解放前，李汉元已下令保管了警察局的档案和物资。在天津解放之际，他下令释放了全部在押人员，解除了全部警官的武装，并下令各分局和保安大队维持治安，防止发生破坏和抢劫。
天津解放后的第二天，李烛尘、资耀华等就恢复经济问题向军管会提出了意见。此后，多次与市长黄敬探讨迅速恢复工业生产和开展经济建设等问题，为重建天津作出了贡献。
为解放和接管中国的最大都市上海，毛泽东、周恩来多次嘱勉民建理监事为解放上海效力。黄炎培等人就接管上海的问题连续在六国饭店开会，先后七次进行专题研究，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。期间，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香山双清别墅餐叙，听取意见。
展开剩余61%4月 24 日夜，黄炎培通过电台广播，号召上海人民行动起来，作局部和平运动，特别是工商界动员起来，迎接上海的解放。上海解放时，民建发表《欢迎解放军宣言》，号召上海的工商业家，按照“增加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”的政策，“维持并恢复生产，协助人民解放的事业，并毫不迟疑地振奋起来，支援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”。
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，许多民建会员利用各自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做了大量实际工作。姚惠泉、陆勋把上海碉堡的分布图及时送到解放军部队，为进军上海创造了条件。胡方、夏循元组织人员保管工厂账册、图纸，保护机器设备等物资。
5月 27 日，上海解放。胡厥文等人联合发表宣言，表示在新中国的建设中，协助军管会检举四大家族财产和官僚资本企业，使人民财产不受隐匿的损失。以“发展生产、繁荣经济、公私兼顾、劳资两利”为原则，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。6 月 25 日，中共中央发出 《关于决定聘请黄炎培等十四人为上海市政府顾问给华东局电》，其中黄炎培等九人为民建会员。他们在一个多月时间里，与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一起，集中商讨了粮食、劳资、就业、公用事业等问题，为协助做好上海接管工作贡献了力量。
民建成员为成都的解放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1949 年 5 月，黄墨涵来到成都，与陈祖湘、张再生等人一起开展工商界的工作，迎接成都解放。1949 年下半年，黄墨涵、陈祖湘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文件的手抄本向会员秘密进行传达，统一思想。然后，由会员分头向所联系的对象进行宣传。
成都解放前夕，黄墨涵、陈祖湘、张再生等通过乔曾希、熊倬云等人派出部队守卫工厂、商店，避免国民党残敌的破坏。同时，组织工人护厂队保全机器设备和生产资料，完成了配合和迎接成都解放的光荣任务。此外，民建会员赵懿明和民盟的同志一道，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，积极策动和协助川军将领刘文辉、邓锡侯、潘文华率部在彭县宣布起义，实现了四川的和平解放。
解放军入城后，国民党残余特务和土匪制造谣言，发动暴乱，阻碍城乡物资交流，破坏货币信用，扰乱市场，危害人民生活。为了稳定物价，保障人民生活必需，黄墨涵、陈祖湘支持张再生派出得力人员分赴四门粮油市场，帮助政府大量抛售大米。同时，要求民建会员经营的厂、店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鼓励职工坚持全勤。这些工作，为安定人心、稳定市场、维护社会秩序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本文素材来源于《中国民主建国会史》
转自：中国民主建国会富明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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